重新看看中国旧时代的地主

重新看看中国旧时代的地主


地主，在新中国曾经是个“十恶不赦”的代名词，是“罪恶阶级”和众多敌人中的老大；在西方国家，则表示“以土地作为生产资料为生”的社会阶层，英文词义泛指农民，农业现代化后则被中国改译为“农场主”。

笔者因为父亲出身于地主家庭，所以自小就对“地主”这个身份特别敏感，也很关心它惊心动魄的历史演变。

儿时，课本中有《半夜鸡叫》和刻薄地主周扒皮，电影有《白毛女》和歹毒的黄世仁，流行歌曲有《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学校组织学生参观大型泥塑展《收租院》，地主在自己心目中不由自主地成了最邪恶的大坏人。

少时，悄悄偷听父辈亲人聊天，听他们极其自然地聊起“佃户送租来家还捎带些许农副特产、地主奶奶安排佃户就餐，临走还回赠礼物”的怪事。后来，也知道抗战县城沦陷后全家老小十余口借居在水网区域自己佃户的家中。问父母那时的地主都是害人窃财无恶不作的坏人吗，谨小慎微的父母回答：我们家不是这样，别的地主怎么样我们就不清楚了。

青年时代，住医院期间同病房的一位有新四军履历的某县煤基厂厂长在回顾自己给地主家当长工的旧事时，毫不遮掩地告诉我，每逢夏收夏种时节地主会送咸肉冬瓜汤到地头给他们喝，平时也不会打骂欺负他们。

在轰轰烈烈运动中曾经全面实施过配套“忆苦思甜”运动，笔者以“社会青年”身份奉命作为“忆苦会”记录，自然多次目睹了居民老太太“把58年大饥荒年头的灾难苦情‘误植’到万恶的地主富农身上、声泪俱下愤怒声讨”的窘况。

后来，离开学校十年后的笔者又捧起了书，开始读“社会大学”。终于慢慢获悉绝大多数的地主们最初也是一分一亩地收购积累土地的，因为造物主并非大地主自然也不会有所偏倚；地主在中国旧时代中很多都以乡绅或族长或贤人身份维护着乡村的秩序和稳定。也从走出浩劫厄运不久的父辈口中获悉，因为当时的税务机构人少事多，作为“居城地主”的先祖父还充当县城“捐税代理人”的角色，应缴税户的“捐税簿”存放家中，按章按期代收，上交税局并获取适量劳务费，官民之间大大减少了刚性接触或矛盾冲突，各方皆大欢喜。士绅在地方行政管理、秩序维护、道德伦理监督、教育文化建设、商业规则监管、治安、赈灾救济和民事纠纷调解等多项事务方面几乎成了有效的“二政府”，大大弥补了当时“有限政府”的缺失和不足，大大减少了政府的行政成本。在当时中央政府权力仅能勉强触及县级城市的中国社会，乡村士绅阶层和农村宗法宗族组织成了中国巨大乡村社会中最有效的维稳力量。

当有人告诉你“地主富农家的财产大多数都是你的”后，地主的形象和遭遇终于出现了乾坤颠倒的大逆转，“打土豪分田地、在地主老财闺女的绣床上打个滚”这些事自然也就变成了最“顺理成章”的革命行动。

后来，余华先生的小说及改编的同名电影《活着》，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形式告诉了民众一个“地主与贫农”身份转换的真实黑色幽默及其严峻后果；《白毛女》、《收租院》和《半夜鸡叫》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的真相解密还原，则让国人知道大多数地主并不都是青面獠牙无恶不作的黄世仁、刘文彩、周扒皮、南霸天和胡汉三，其中甚至还不乏大善人、教育家和谦谦君子，而那些“手托鸟笼、斜挂快枪、后随家丁恶奴、恣意鱼肉农民、抢人田夺人妻”的地主们好像都是应阶级斗争之需而精心设计出的典型“政治教育产品”。近年来陆续公开的“台湾地区成功土改实践”则更向大陆民众展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公正公平的制度安排下，地主和农民这两个“最大的冤家对头”是完全可以尽弃前嫌，握手言欢的。

一九八O年代初，早已失去土地及财产的中国地主富农的“黑帽”终于被一起摘除了，地主的阶级性质及贬义词性也从此不再宣传，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国政府则成了全球最强大最富有的合法“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