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爱这个世界或爱这个世界

不爱这个世界或爱这个世界


　　1928年，当意识到海德格尔即将离自己远去之际，年仅22岁的阿伦特在4月28日的信中说道：“你给我指引的道路，远比我想象的要漫长和艰辛，我将为此耗去经久的人生⋯⋯”

　　沉浸在爱情即将逝去的忧伤之中，阿伦特不可能预计到自己的未来之路与海德格尔指明的并非同一条道路：她是尤太人（习惯用的“犹太”之“犹”，存在称呼外族时使用“犬”字旁蔑称的问题，故以“尤”替代)，而海德格尔加入了纳粹。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阿伦特面对真理的诚实和勇气，并在此基础上毕生践行公民精神，这种素养是海德格尔从一开始就不具备的。

“恶之庸常”

　　正如亚里士多德明确地将其《尼各马科伦理学》作为《政治学》的姊妹篇，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之一，阿伦特同时也是个杰出的伦理学家。她的著作中，除了最重要的成名作《极权主义的起源》，《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黑暗时代的人们》《论革命》《精神生活·意志》《精神生活·思维》以及演讲录《责任与判断》（中译本于2011年7月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陈联营译）都涉及大量的伦理问题，尤其是她那部才华横溢、创见迭出的《人的境况》。

　　伦理问题，几乎是一切政治哲学家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而阿伦特的独特性在于，她是深入极权主义内核——即阿伦特所说的“虚无主义”哲学，并且如何在伦理意义而不仅仅是制度意义上，回答极权制度下的伦理问题。对人类伦理困境的思考，贯穿了阿伦特一生的始终。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因提出“恶之庸常”（banality of evil）而引发极大争议，阿伦特一如既往地我行我素。当有人婉言相劝说“你可以不这样写”的时候，她以“我本来可以什么都不写”来回应——然而，她当然要写，而且写了，如她一生所坚持地那样，勇敢地直陈自己所思考的真理，不在乎外界怎么看待，甚至迫害。

　　《责任与判断》中收入阿伦特的一些演讲，如《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就是回应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责难与误解的。极权政治下，人们附庸作恶，视作恶为常事，甚至视之为恪尽职守。这种恶很平庸，很日常化，在作恶者眼里，这些恶都不是恶，不但不是恶，还是一种美德，这就是“恶之庸常”。

　　这种现象早就引起阿伦特的注意与思考，早在1949年12月14日，她在欧洲旅行时就在给丈夫布鲁希尔的信中说：“德国人依靠终生的谎言和愚蠢在过活。”这句话的背景是离战后德国全民大反思还有十多年，那时候，还有许多纳粹或亲纳粹分子在战后新政权下如鱼得水，参与过各种纳粹恶行的普通德国民众也都认为自己是无辜的。

“我与你”，而不是“我与他”

　　阿伦特循着“恶之庸常”，找到了它的发生机制。如果说《极权主义的起源》是在制度与社会和历史文化角度寻找极权主义得以存在的根源，那么此后，阿伦特则以更具个体性的研究视角，挖掘极权主义制度之下，人们是如何从心理和伦理说服自己无奈接受甚至支持极权政治的。

　　在阿伦特的答案中，有这样一部分内容：因为人们不思考而导致对自己良心的不诚实，于是任凭自己在恶面前的投降，在邪恶的泥淖中亦步亦趋深陷而不能自拔，并且随着恶的累积，也就成为生活常态。但阿伦特实际思考的结论比这要复杂得多，也深刻得多。阿伦特所理解的人与政治、伦理、法律的关系，他丈夫布鲁希尔或可做她代言。那是1967年2月，布鲁希尔在纽约巴德学院退休前的告别演讲时提到苏格拉底。他认为，“苏格拉底更加看重的是与人的关系，并且将其区分为三种类型：同自己的关系——哲学，同其他人的关系——伦理学，同人类的关系——政治学。所有这三个领域彼此都息息相关，没有一个能够独立地为其他所包含，而且人总是处于中央的位置。”（《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234页）

　　与其说布鲁希尔这是在解释苏格拉底，还不如说是在解释自己的妻子，或者说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思想家，都试图在解决上述三个领域之间的和谐问题——我们甚至还可以说，这是两希文明中一切人文社科思想的核心内容。早在1919年，她的同胞——尤太神学家罗森茨威格即以上帝、人、世界之间的三角关系来阐述上述问题（虽然直到1964年，罗森茨威格的《救赎之星》德文原版才正式出版）。受罗森茨威格影响，马丁·布伯——20世纪最重要的尤太神学家——也于1923年出版《我与你》，创立“对话哲学”，以有效建立人与世界的和谐关系。可以说，这与阿伦特从雅斯贝尔斯那儿继承的对话传统是同一种传统：为了爱，人们需要真理，为了呈现真理，人们必须开诚布公地对话。如果说罗森茨威格和马丁·布伯都仅仅是以哲学之思来解决上述问题，那么，阿伦特则是不但在哲学中解决，也在具体的政治思考、社会生活以及人的具体行动中解决这个问题。

　　阿伦特与绝大多数杰出的尤太思想家一样，总是将关注点落实到具体每个人，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或者同样抽象的集体，这也完全符合反偶像的尤太传统。在1963年7月20日，阿伦特在给索勒姆的信中说：

　　“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集体——不爱德意志，不爱法兰西，不爱美利坚，不爱工人阶级，不爱这一切。我‘只’爱我的朋友，我所知道、所信仰的惟一一种爱，就是爱人。”（克里斯蒂瓦：《汉娜·阿伦特》，109页）

　　阿伦特的这一陈述，将人与世界的关系彻底表达为“对话关系”，一种马丁·布伯创立的“我与你”的关系，而不是“我与他”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在震惊美国的小石城事件中，阿伦特以《反思小石城事件》一文，对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提出一种伦理性质疑——她认为，这个判决将废止种族歧视这一重任从成人肩膀不恰当地推到孩子们的肩膀上，这是不公正的（《判断与责任》）。

　　也正是这篇文章，一定程度上成为质疑美国后来的“政治正确”的先声。它表达了这样一种忧虑：仅仅依靠威压来消灭差异是没有意义的，人的群体归属感并不能依靠法律来建立，而是依靠内心的真诚来建立，血统、种族等自然差异引发的冲突，得依靠文明本身来逐步解决，而不是依靠强制力来消灭。

　　阿伦特思考所及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是，政府权力是否因为目的是正当的，就可以为所欲为？而这才涉及美国的根本问题——即对权力本身的警惕是美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如果今天因为目的的正当而忽视它，那么明天它就会借此机会消灭一切差异而强行达到一种人为的平等，而这种平等就是为消灭差异因而消灭丰富性的罪魁祸首。

个体思考与伦理觉醒

　　阿伦特关注的极权主义之下人的伦理生活和自由制度下人的伦理生活，存在着某种共性——即无论是邪恶制度还是善良制度下，人的个体思考与伦理觉醒都是首要的。1955年8月6日，阿伦特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说：“我已经真正爱上了这个世界。”因此，她要写一本表达生活新感想的书。

　　这本书就是后来的《人的境况》，最初它被阿伦特取名为《爱这个世界》。在这本书里，阿伦特甩开了极权主义这一伦理桎梏，继续思考个体伦理责任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即使是在一个自由制度之下，人的个体责任依然是第一位的。

　　阿伦特通过对人的复数性特征的描述，对行动的阐释，揭示了人类的最重要特质，即行动所具有的创造性和不可预知性，这种不可预知性最终被归结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不可预知性。因此，当人类“对给定的人类存在的反叛”能力（例如原子弹的出现、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等）越来越强，而负责任能力并没有相应提高时，阿伦特忧心如焚。

　　但是，她也对人类的创造性充满期待（也因其不可预知），因此，政治生活不能像工匠们对待制造艺术品的材料那样对待人类，而是需要通过一种参与式民主去激发每个人的内在良知，用“对话”、用小共同体、用每个人都被尊重地交流来开启新的民主共和政治，以激发每个人在思考中负责的新的伦理生活——只有这样的伦理生活，才能承载人类不断提高的“对给定的人类存在的反叛”的能力，而不是一方面创造力惊人，另一方面却没有能力驾驭这种创造力，以至于创造力反噬人类自身，成为毁灭力。

　　于是，问题转向千百年来未能解决的自由悖论：阿伦特的身世表明，人不可能独善其身，她想遁世的最初念头是无法实现的，那么剩下来就只有一个问题：如何生活？如何保住自由？如何驾驭自由？如何使得这自由对人类不是灾难？

　　阿伦特踽踽独行于自己的小路而非海德格尔的“林中路”，从她绵长而弯曲的足迹中，或可找到关于这个自由悖论的答案：积极生活，爱这个世界——以责任和判断爱这个世界。这个“来自远方的姑娘”（语出席勒同名诗，阿伦特年轻时以此自称）做到了这一切，如诗里所写：

　　“她的来临带给人们喜悦，她带来了鲜花和果子，她的馈赠分给了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