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近代中国为何落后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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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凯旋:近代中国为何落后于世界

帖子 由 耶雪 于 周四 七月 14, 2011 3:26 am

景凯旋:近代中国为何落后于世界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余英时先生曾经指出,在中国这个重视教育的国度,其实一直都存在着一个反智的传统。这主要体现在法家、黄老及法家化的汉儒身上。他尤其认为,汉初黄老学派得势的真正原因不在“清静无为”,而在“得君行道”,以尊君来排斥其他学说。这个看法发前人之所未发,确属一针见血之论。汉朝代秦而立,虽然是以天命所归、吊民伐罪为号召,却将秦制原样继承下来。朱熹在回答为何后世君主都不改变秦制的原因时曾说:“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则兼皇帝之号。只此一事,后世如何肯变。”所谓“百代皆行秦政制”,行的就是这个君尊臣卑的制度。

  要尊君就得愚民,要愚民就得反智。反智的传统在法家的政治哲学里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原始儒家认为“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主张“处士横议”,庶民可以批评政治。但随着绝对君权的强化,法家反智思想得以成为历代统治思想的内核。反智是与专制联系在一起的,《韩非子.显学》就认为:得民之心的想法只会导致“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而民智是不可用的,民智犹如婴儿之心,“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大多数人都是无知的,君王让人民吃苦是为了人民能得到更大的利益,但人民却不懂得这个道理,“故举士而求贤圣,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为政选用有德的官员,期望能满足人民的要求,都会后患无穷,造成祸端。

  在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眼里,最好的人民只有两种人:农民与战士。而知识分子有思想,有知识,又喜欢批评,所以具有高度的危害性,即可以导致人民诽谤朝廷,直至“乱天下”。因此必须禁绝私学,禁绝知识分子的批评,不仅在野的知识分子,甚至臣下也不能任意批评君主,“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汉代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也说:“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为此,法家、黄老和法家化的汉儒都主张一个“一”字,即统一教育、统一思想,并相信可以通过威胁利诱来控制思想言论,他们的根据就是,人性是趋利避害的,对此可以加以充分利用。历史上的焚书坑儒可说是法家反智的威胁体现,独尊儒术可说是汉儒反智的利诱体现,目的都是为了达到君尊臣卑的效果。

  两千年来无数针对知识分子的文字狱及科举制,无不是出于这种统一思想、杜绝异端的控制手段。虽然历代儒家也常常公开提倡文以载道,希望政统归君主,道统归士人,但在君道合一的专制制度下,文以载道的提法本身就是犯忌的,所以因文章言论获罪的事例不知凡几。可见在专制制度下,法律不仅是维护君权至上的工具,而且是任意解释的虚文。然而,“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主要是从乾隆盛世以降。推论起来,钳制思想言论,窒息了民族的创新力,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对现代人来说,言论自由不仅是人生而具有的权利,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促进文明的进步。这一思路同样假定大多数人是无知的。不同的是,法家及法家化的儒家从君权出发,认为只有君王圣明;而现代人则从民权出发,认为没有任何人是圣明的。在现代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看来,人的意识、知识和理性是有限的,人类必然处于“无知”状态。社会所拥有的知识分散存在于每一个个体的头脑,在文明过程所呈现的全部知识中,最聪明与最愚蠢的人的差别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没有任何一个个体或者政府能完全地掌握和运用这些知识。因此,人类需要每个个体在各个方面自由地探索、试验,并通过许多人共同的协调努力,使得社会所能利用的知识比单个人所能拥有的多得多。也就是说,只有每个个体都拥有充分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所有人才有可能享受到他人的思想言论所带来的益处。如果由于自由的结果不尽如人意而限制自由,社会将永远得不到自由所带来的文明进步。

  中国历史上有的贤明君主也能够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如唐太宗赞赏魏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谏言,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就是名垂史册的一个贤君佳话。但尽管唐太宗有此雅量,在漫长的专制王朝历史中已属难得,这种广开言路仍是指对君主有利的言论,或者说是在君主看来是正确的言论。包括“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中国士人传统,仍然与现代人所理解的言论自由不同。“一士之谔谔”的赞扬先已假定其言论是正确的,对统治是有利的;而现代言论自由的要义却在于,在法律的框架内,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言论的基本权利,即使是那些政府或社会认为是错误的言论也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而不能以言治罪,否则“言论自由”这句话就是没有意义的。其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维护君权还是维护民权。

  法家为何主张强国弱民

  维护思想专制必然导致反智。1961年起,北京《前线》杂志开辟了一个“三家村札记”专栏,撰稿者是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这些文章大多是谈思想修养、艺术欣赏之类,其中一些文章对时弊也有所批评。“文革”中,这三位文人型高官都因言获罪,遭到迫害。邓拓、吴晗含冤而死,廖沫沙身陷囹圄八年,幸存下来。晚年的廖沫沙痛定思痛,在悼念邓拓时,化用杜甫一联诗,写下“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的诗联。廖沫沙是身居高位的党内官员,当然不会是从言论自由,而是从广开言路来看待知识分子的文章的。因为“三家村”的批评文章,仍然是为了响应形势和上面的精神,批评当时的浮夸风。但即使这样的文章也不能被包容。而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大多数知识分子其实也都是因写文章获罪的。比如“三家村”之一的吴晗,在此前谈及历史学家尚钺的文章时,也曾批判“文章的实质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违反***思想的”,扣上一个极大的政治帽子。今天读来,仍然让人感叹不已。

  我还记得,当时的中小学里,就有人写大字报揭发教师平时的言论,如果有发表过文章,那就更惨了,一定会和反党联系在一起。有个一起下乡的同学,后来被招工当食堂炊事员,由于感到前途渺茫,在自己的照片背后抄了两句鲁迅的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结果被一位老炊事员看到后举报,说他对现实不满。其实,即使他写的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同样也可能被冠以“不满现实罪”。

  两千年前的法家主张强国弱民,认为国家要强大,就必须愚民、弱民,甚至应以弱民攻强民,以奸民治善民,“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商君书.去强》)这里的“弱民”当然不是指体质虚弱的人。“文革”中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用无思想、无知识、无文化的人去管制知识分子,改造知识分子,可说是法家“智慧”的运用。如果说“文革”也有着传统文化的影响,那么就其负面而言,其反智与愚民可谓达到了一个制高点。

  中国古代士人曾慨叹“百无一用是书生”,并没有像历代专制君主那样将文章看得如此重要,似乎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实际上,文章能否“倾社稷”,不在文章本身,而在权力者对文章作用的认识;进而言之,不在权力者对文章的认识,而在权力是否为民所赋。无论何种社会制度,何种政府,批评言论对权力者来说都是不舒服的,甚至反感的。但如果这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政府属于责任政府,那么再尖锐的批评也只能承受,这样的批评更不可能导致“倾社稷”,只能使社会更加进步。如果这权力是绝对的,不可质疑的,或者说统治者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永远拥有权力,那么任何批评都会被视作对统治者的威胁,哪怕这文章是善意的批评。这种惧怕言论、压制言论的行为,尤其是压制那些社会上最优秀人士的思想言论,也许会得到统治者所想要的暂时稳定,但以反智为代价的结果必然会降低人民的心智,造成一个谎言王国。这样的社会或许对一心维护权力的统治者暂时有利,对每一个想要维护权利的公民则有害无利。因此,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来看,从今人对宪政民主的认识来看,与其说“从来奸佞覆乾坤”,倒不如说“从来专制害苍生”。

  必须承认,今天的言论空间比起从前已经有了相当的改观,人们可以通过网络等渠道表达意见,批评时弊。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以诽谤定罪等仍时有所闻。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时代,各种价值观念碰撞的时代,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处在一个构建法治的时代,充分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应当是法治社会的正常现象。现代人的言论自由不是执政者的恩赐,而是公民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它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制度保障,是从权利出发对权力的限制,因此仅凭个别执政者的雅量,而不是在制度上完全做到以人为本,以权利为本,是不可能有真正的言论自由的,甚至当执政者认为自由言论会影响到权力本身时,往往还会重新祭起反智和愚民的武器,压制言论自由。

  回到汉初黄老学派与儒家的争论,尽管儒生辕固生以汉朝取代秦朝来证明汤武受命、吊民伐罪的合法性,但汉景帝显然更赞同黄生的维护绝对秩序和名分,而不是先秦儒家所注重的民贵君轻、“从道不从君”,所以不许士人再讨论这个理论问题。因为这个时候刘氏已经掌握了权力,必须提倡尊君的学说。这令人联想起陈四益先生的一篇文章。1990年代后期,陈四益先生曾问过晚年的胡绳:“对那些不一致的言论,难道不能用说理的方法,而一定要用查禁的方法?”胡的回答很有意思:当初提倡言论自由,不怕乱,那是为了乱***。现在掌权了,掌权了,就怕乱。归根到底,这仍然是一个权力高于一切的问题,其根本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取和巩固权力,不是为了争取和维护权利。就现代国家和公民社会而言,依旧没有脱出几千年传统政治的逻辑。

  看来,要实现现代法治下的言论自由,跳出执政即治乱的思维怪圈,首先还得真正解决权为民所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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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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