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警“残酷镇压”也就是跪地哀求而已

北洋军警“残酷镇压”也就是跪地哀求而已

北洋军警“残酷镇压”五四运动:跪地哀求学生不要游行

军警怕学生称其为老爷,专车礼送回家

《建国大业》中，曹锟对徐世昌说，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连大头兵都向着学生，这其实是历史的一种写照。

中国历史上，读书人的地位向来较高，有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说，读书人也常被称为“学老爷”。张鸣在《北洋裂变》中有如是论述：晚晴时节，士兵们就不敢轻易进学堂生事，哪怕这个学堂里有革命党需要搜查。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即使有上方的命令，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他们尊学生为老爷，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是丘九，比我们大一辈。

五四运动中尽管有敢杀人的主——山东镇守使马良，不过他杀的也不是学生。马良是回族，面对学生运动，他也无可奈何，不过后来他发现有回族参与其中，于是便抓了几个回族，并杀掉其中的三位领袖。杀完人的马良声称，我抓自己人，杀自己人总没人管得了吧。

不过除了马良，再无其他人有这般胆子了，在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下，连大总统徐世昌最后也服软了，面对被捕的学生，徐世昌只得派官员前去道歉，不过学生不买单。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又派人道歉，学生才肯出来。到后来，简单的道歉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要求了，甚至预备汽车燃放鞭炮也不能把这帮大爷们请走，于是当时的总务处长只好向学生作揖恳求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赶快上车吧！”在如此待遇下，学生们才选择昂然回到学校，享受英雄归来的荣耀。

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刘仁静与张国焘这二位先生，他们是中共的创始人，可谓特别能战斗的典型，而且是典型的一碰即碎的人物。军警面对这样的大爷，能不头疼么？要让他们回学校，光叫老爷那真是不够的。

政府高官被打，军警无动于衷不敢指证

在《建党伟业》中，当学生冲击章宗祥家时，军警没有阻挡，径直让学生进入，学生放火后才有军警到来抓捕学生，军警在这中间显得太过懦弱了，其实，五四运动时的军警比这还要“懦弱”。

据当时记者报道，五四当天，步兵统领李长泰劝聚集在天 安 门的学生散去，有学生骂他是“卖国者”，他回答：“你们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就要把地方让给别人么？”并表示愿意为学生传达意见，但恳请学生不要用野蛮的方式，当学生回答自己极为文明后，这位长官便坐车扬长而去。

事实上，当学生闯入赵家楼，放火烧房时，全副武装的军警都不为所动。其时，章宗祥遭学生毒打，全身50多处受伤，而在场的几十个带枪军警竟然束手无策，他身边有人向警察呼救，巡警回答说：“我们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学生）。”

当时李长泰抓住了几个掉队学生应付差事，当需要指正时，这些在场军警无人愿意出来指正。甚至是那些被学生打伤的军警，也不愿意出来指正学生，他们声称当时学生人数多至数千人，“当场既未看清，事后亦无法证明”。

被人打了都不敢指责，这得怕到什么程度？

军警跪地哀求学生不要****，被打不敢还手

《建党伟业》中，有一女学生跪地喊冤，军警上来嘘寒问暖，关心可见一斑。其实在五四之时，军警为求学生不要游 行，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据张鸣《北洋裂变》一书介绍，当时北洋政府面临着极为尴尬的境界，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学生的爱国热情，称他们“纯本天良”，另一方面又想控制学生，把运动平息下去，这必然导致所谓的镇 压不力。

1919年5月25日，大总统徐世昌颁布命令，要求对上街的学生“依法逮办，以遏乱萌”，但学生不为所动，依然上街游 行抵 制日 货。据当时的学生领袖匡互生回忆，军警不仅不再抓捕学生，而是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演讲，“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其时的军警也很为难，要维持秩序又不敢下手，结果只能窝窝囊囊，被动的接受学生的进攻。

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人回忆，当时学生聚集在新华门和中南海，要求见大总统徐世昌，但徐世昌避而不见，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出来奉劝学生：“总统不在，可以把请愿书留下；时间已经很晚，希望学生回校休息，政府自有答复。”但学生坚决不肯，一直耗着，接着开始有民众加入到情愿行列，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些洋车工人，他们甚至把一天做工的血汗钱都拿出来给学生买烧饼、茶水。

另据《档案春秋》文章，学生在与军警对峙的过程中，处于完全进攻的态势，警察想维持秩序，而学生想办法挑事。

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又出面奉劝学生，态度可说相当人道，吴说，待会天气要热了，大家还是早点回去睡午觉吧。学生的回答更调皮，说，大人您年高，也要注意身体哦。吴回答说，客气客气。在得知学生只是为了宣示爱国之情，为外交作后援后，这位秩序的维护者就放心地走了。

由此观之，群众“觉悟”是很高的，而警察总监倒也不是很残酷，甚至玩忽职守，竟然擅自离场，这是何等的不负责任啊。

学生如何被驱散，回家备考公务员

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但学生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现象。

五四运动当日，傅斯年任旗手，指挥整个运动，然而运动中出现的火烧赵家楼事件，使傅斯年感到不满，此时学生中又有人对傅斯年的做法提出异议，脾气火爆的傅斯年与学生发生争吵，愤而在第二天退出了学生运动。

另一五四风云人物罗家伦也遭到学生质疑，有北大学生写打油诗讽刺罗家伦，说他“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财；三字吹拍骗，四维礼义廉”，不但骂他长得其貌不扬，还骂他一心当官发财十分无耻，学生间相互攻讦由此开始。

面对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北洋政府也制定措施予以控制，5月25日，北京政府下令各学校3日内一律复课，并以提前放假，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及外交司法官考试等手段引诱学生放弃上街游 行。据彭明《五四运动史》记载，北洋政府提前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和外交司法官考试后，毕业生大多数参考，这些人占到了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可以说北洋政府这一举措起到了良好效果。

五四之后，学生中开始出现更多负面现象，有人认为学生万能，视法律如无物，动辄掀起学生运动，甚至自选教员，对哪位教员不满便罢课要挟。查毓瑛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北大学生热衷于开会，每年大小会不下千次，而“关系学术的恐怕不能占百分之一”。有的学生以“五四功臣”自居，甚至印发名片炫耀自己。


五四运动后，旗手傅斯年开始反省自己，认为“半年新潮杂志的生活，说了许多空话”。深刻反省之后，傅斯年决定赴欧留学，要过一种新的生活，开始践行他所谓的“改造社会的方法第一步是要改造自己”。


唯一的烈士如何产生的，逃避打错人的借口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游 行集会抗议都不在话下。最后的高潮是发生了火烧曹府和“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的事件。为了反对中日密约，“五四”一年前的一九一八年，已经有了一次新华门总统府请愿的学生运动。这两次运动罗家伦都是发起人之一。大家都知道，那一天群情激奋，在走出北大校门前的一次集会上，四年级学生许德珩慷慨激昂地发言。他后来成为九三学社发起人之一。他不仅后来一直是九三学社的领导人，还坚持申请加入***达五十三年之久，在九十岁才如愿以偿。他长期作为大陆政治人物中的“五四”先驱，为我们传承这段历史。

罗家伦后来去了海峡的另一边，他当时也在场。他非常中性仔细地描述了当时发生的事情。章宗祥先被群众痛打一顿，“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便一哄而散。”章已经不能起来，对一个被认为错打重伤的无辜者，在场学生无人救助。而是由在场的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佣人把他抬出曹府抬到一个杂货店。“群众中忽然有人叫‘刚才并没有打错’”，就“重新把章宗祥拖进曹宅来，”唯有那个日本人冒死试图保护他。罗家伦看到高等师范的学生从身上掏出许多自来火开始放火。罗家伦在回忆中问道：“如果他们事前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在身上带来这许多自来火呢？”在如此混乱的民众运动中，发生这样的暴力刑事案件，古今中外都难避免，不割出血来才是奇怪事情。问题是割出血以后怎么办？

两天后，章宗祥还没脱离危险，曹宅当然已经烧光。记得我们的历史课本上没有罗家伦这样的细节，历史书也在暗示和引导我们：痛打、火烧的对象既然是卖国贼，也就是无可厚非之正义行为。就在当时，大多人怕也是持这样看法，否则事情不会如此发生。

“五四”有多名学生在曹府现场被捉，蔡元培主动联系所有大学校长，商讨如何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在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这类事情的处理是桥归桥，路归路。抗议集会在法律容许范围，政府不可以不批准；发生违法暴 乱行为，独立的司法不可以不惩治，政府行政分支干涉都无用，行政干预司法乃宪政法治之大忌，休提。当然再往前推一步，是政治透明。而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很容易一步错而步步错，或者说一步偏差而步步偏差，整个思路逻辑都对不上。政治是不透明的，民众抗议是容易失控的，司法不是独立的，所以被捕学生事情是政府行政说了算，这样歪打正着，倒也就有交易可做。

罗家伦估计的政府思路大致不会错：“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长久地罢课下去，一定是要出事的。而且五月七日是国耻日，更容易出事。”所以北京政府刚刚听到学生决定罢课的消息，就把“明天全体复课，明天就立刻可以放人”的交换条件提交给大学校长。罗家伦向校长们确认妥协交易的可靠性。其余学生领袖一致反对，可是既然罗家伦说出来了，他们居然也都勉强照办，可见二十二岁的罗家伦在学生中也确是最有威望的领袖。第二天北京各大学先后复课。

章宗祥还没有脱离危险，“时时有死耗之传闻”，学生们显然还在担心是不是有司法的追查问罪，“刚巧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候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订下个策略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佣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虽然这一“策略”不是罗家伦提出，他显然在当时也接受了。所不同的是他不掩盖事实，还在事后反省这样做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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