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近代中国为何落后于世界

景凯旋：近代中国为何落后于世界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余英时先生曾经指出，在中国这个重视教育的国度，其实一直都存在着一个反智的传统。这主要体现在法家、黄老及法家化的汉儒身上。他尤其认为，汉初黄老学派得势的真正原因不在“清静无为”，而在“得君行道”，以尊君来排斥其他学说。这个看法发前人之所未发，确属一针见血之论。汉朝代秦而立，虽然是以天命所归、吊民伐罪为号召，却将秦制原样继承下来。朱熹在回答为何后世君主都不改变秦制的原因时曾说：“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则兼皇帝之号。只此一事，后世如何肯变。”所谓“百代皆行秦政制”，行的就是这个君尊臣卑的制度。

　　要尊君就得愚民，要愚民就得反智。反智的传统在法家的政治哲学里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原始儒家认为“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主张“处士横议”，庶民可以批评政治。但随着绝对君权的强化，法家反智思想得以成为历代统治思想的内核。反智是与专制联系在一起的，《韩非子.显学》就认为：得民之心的想法只会导致“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而民智是不可用的，民智犹如婴儿之心，“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大多数人都是无知的，君王让人民吃苦是为了人民能得到更大的利益，但人民却不懂得这个道理，“故举士而求贤圣，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为政选用有德的官员，期望能满足人民的要求，都会后患无穷，造成祸端。

　　在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眼里，最好的人民只有两种人：农民与战士。而知识分子有思想，有知识，又喜欢批评，所以具有高度的危害性，即可以导致人民诽谤朝廷，直至“乱天下”。因此必须禁绝私学，禁绝知识分子的批评，不仅在野的知识分子，甚至臣下也不能任意批评君主，“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汉代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也说：“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为此，法家、黄老和法家化的汉儒都主张一个“一”字，即统一教育、统一思想，并相信可以通过威胁利诱来控制思想言论，他们的根据就是，人性是趋利避害的，对此可以加以充分利用。历史上的焚书坑儒可说是法家反智的威胁体现，独尊儒术可说是汉儒反智的利诱体现，目的都是为了达到君尊臣卑的效果。

　　两千年来无数针对知识分子的文字狱及科举制，无不是出于这种统一思想、杜绝异端的控制手段。虽然历代儒家也常常公开提倡文以载道，希望政统归君主，道统归士人，但在君道合一的专制制度下，文以载道的提法本身就是犯忌的，所以因文章言论获罪的事例不知凡几。可见在专制制度下，法律不仅是维护君权至上的工具，而且是任意解释的虚文。然而，“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主要是从乾隆盛世以降。推论起来，钳制思想言论，窒息了民族的创新力，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对现代人来说，言论自由不仅是人生而具有的权利，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促进文明的进步。这一思路同样假定大多数人是无知的。不同的是，法家及法家化的儒家从君权出发，认为只有君王圣明；而现代人则从民权出发，认为没有任何人是圣明的。在现代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看来，人的意识、知识和理性是有限的，人类必然处于“无知”状态。社会所拥有的知识分散存在于每一个个体的头脑，在文明过程所呈现的全部知识中，最聪明与最愚蠢的人的差别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没有任何一个个体或者政府能完全地掌握和运用这些知识。因此，人类需要每个个体在各个方面自由地探索、试验，并通过许多人共同的协调努力，使得社会所能利用的知识比单个人所能拥有的多得多。也就是说，只有每个个体都拥有充分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所有人才有可能享受到他人的思想言论所带来的益处。如果由于自由的结果不尽如人意而限制自由，社会将永远得不到自由所带来的文明进步。

　　中国历史上有的贤明君主也能够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如唐太宗赞赏魏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谏言，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就是名垂史册的一个贤君佳话。但尽管唐太宗有此雅量，在漫长的专制王朝历史中已属难得，这种广开言路仍是指对君主有利的言论，或者说是在君主看来是正确的言论。包括“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中国士人传统，仍然与现代人所理解的言论自由不同。“一士之谔谔”的赞扬先已假定其言论是正确的，对统治是有利的；而现代言论自由的要义却在于，在法律的框架内，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言论的基本权利，即使是那些政府或社会认为是错误的言论也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而不能以言治罪，否则“言论自由”这句话就是没有意义的。其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维护君权还是维护民权。

　　法家为何主张强国弱民

　　维护思想专制必然导致反智。1961年起，北京《前线》杂志开辟了一个“三家村札记”专栏，撰稿者是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这些文章大多是谈思想修养、艺术欣赏之类，其中一些文章对时弊也有所批评。“文革”中，这三位文人型高官都因言获罪，遭到迫害。邓拓、吴晗含冤而死，廖沫沙身陷囹圄八年，幸存下来。晚年的廖沫沙痛定思痛，在悼念邓拓时，化用杜甫一联诗，写下“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的诗联。廖沫沙是身居高位的党内官员，当然不会是从言论自由，而是从广开言路来看待知识分子的文章的。因为“三家村”的批评文章，仍然是为了响应形势和上面的精神，批评当时的浮夸风。但即使这样的文章也不能被包容。而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大多数知识分子其实也都是因写文章获罪的。比如“三家村”之一的吴晗，在此前谈及历史学家尚钺的文章时，也曾批判“文章的实质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违反***思想的”，扣上一个极大的政治帽子。今天读来，仍然让人感叹不已。

　　我还记得，当时的中小学里，就有人写大字报揭发教师平时的言论，如果有发表过文章，那就更惨了，一定会和反党联系在一起。有个一起下乡的同学，后来被招工当食堂炊事员，由于感到前途渺茫，在自己的照片背后抄了两句鲁迅的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结果被一位老炊事员看到后举报，说他对现实不满。其实，即使他写的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同样也可能被冠以“不满现实罪”。

　　两千年前的法家主张强国弱民，认为国家要强大，就必须愚民、弱民，甚至应以弱民攻强民，以奸民治善民，“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商君书.去强》）这里的“弱民”当然不是指体质虚弱的人。“文革”中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用无思想、无知识、无文化的人去管制知识分子，改造知识分子，可说是法家“智慧”的运用。如果说“文革”也有着传统文化的影响，那么就其负面而言，其反智与愚民可谓达到了一个制高点。

　　中国古代士人曾慨叹“百无一用是书生”，并没有像历代专制君主那样将文章看得如此重要，似乎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实际上，文章能否“倾社稷”，不在文章本身，而在权力者对文章作用的认识；进而言之，不在权力者对文章的认识，而在权力是否为民所赋。无论何种社会制度，何种政府，批评言论对权力者来说都是不舒服的，甚至反感的。但如果这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政府属于责任政府，那么再尖锐的批评也只能承受，这样的批评更不可能导致“倾社稷”，只能使社会更加进步。如果这权力是绝对的，不可质疑的，或者说统治者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永远拥有权力，那么任何批评都会被视作对统治者的威胁，哪怕这文章是善意的批评。这种惧怕言论、压制言论的行为，尤其是压制那些社会上最优秀人士的思想言论，也许会得到统治者所想要的暂时稳定，但以反智为代价的结果必然会降低人民的心智，造成一个谎言王国。这样的社会或许对一心维护权力的统治者暂时有利，对每一个想要维护权利的公民则有害无利。因此，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来看，从今人对宪政民主的认识来看，与其说“从来奸佞覆乾坤”，倒不如说“从来专制害苍生”。

　　必须承认，今天的言论空间比起从前已经有了相当的改观，人们可以通过网络等渠道表达意见，批评时弊。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以诽谤定罪等仍时有所闻。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时代，各种价值观念碰撞的时代，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处在一个构建法治的时代，充分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应当是法治社会的正常现象。现代人的言论自由不是执政者的恩赐，而是公民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它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制度保障，是从权利出发对权力的限制，因此仅凭个别执政者的雅量，而不是在制度上完全做到以人为本，以权利为本，是不可能有真正的言论自由的，甚至当执政者认为自由言论会影响到权力本身时，往往还会重新祭起反智和愚民的武器，压制言论自由。

　　回到汉初黄老学派与儒家的争论，尽管儒生辕固生以汉朝取代秦朝来证明汤武受命、吊民伐罪的合法性，但汉景帝显然更赞同黄生的维护绝对秩序和名分，而不是先秦儒家所注重的民贵君轻、“从道不从君”，所以不许士人再讨论这个理论问题。因为这个时候刘氏已经掌握了权力，必须提倡尊君的学说。这令人联想起陈四益先生的一篇文章。1990年代后期，陈四益先生曾问过晚年的胡绳：“对那些不一致的言论，难道不能用说理的方法，而一定要用查禁的方法？”胡的回答很有意思：当初提倡言论自由，不怕乱，那是为了乱***。现在掌权了，掌权了，就怕乱。归根到底，这仍然是一个权力高于一切的问题，其根本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取和巩固权力，不是为了争取和维护权利。就现代国家和公民社会而言，依旧没有脱出几千年传统政治的逻辑。

　　看来，要实现现代法治下的言论自由，跳出执政即治乱的思维怪圈，首先还得真正解决权为民所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