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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話的日子不多了”90歲的聂元梓在想些什麼
由 耶雪 周一 七月 11, 2011 9:41 am
“說實話的日子不多了”90歲的聂元梓在想些什麼
韓三洲
一、
2009年12月26日，週六，寒意料峭。中午，聶元梓老人打來電話，說今天是***的116歲冥誕，有人約她下午到“烏有之鄉網站”去聽講座，問我能不能和她一起去？
我問她，知道“烏有之鄉”是個什麼性質的網站嗎？那是一個很有名氣的左派網站，也就是毛派的網站，這個網站還在呼籲要把***的誕辰日作為中國的“聖誕節”呢。
她說不知道，眼下閉目塞聽，也不會上網，更不懂現在的左右之分，只是想去看看聽聽，到那裏不說話就是了。
我說，不管你說不說話，只要人去了，就等於表明了你的立場，會被人家當作招牌利用的。
但老人還是執意想去聽聽，還要我陪她一起去。推辭不過，就頂著寒風連同一個廣播學院的退休幹部一起打車來到位於海淀蘇州街的附近的“烏有之鄉”，等攙扶老人上樓後才發現，“烏有之鄉”的講堂裏早已經擠滿了人，而且是年輕人居多。主持人在前排給聶元梓找了座位坐下後，等拿出相機，剛給老太太怕一張照片留作紀念，就被人禁止了，說是這地方不能拍照。
下午兩點，講座開始，由前北大副校長梁柱主講《***思想的當代價值》，來回答“右派醜類們對偉大領袖的攻擊與污衊，因為他們對***的詆毀已經超出了當年的蔣介石！”在幾近兩個半小時的講演中，主講人慷慨激昂，抑揚頓挫；滿屋子聽眾***洋溢，掌聲不斷。本來擔心年近九旬的聶元梓會支撐不住，沒想到她居然穩穩地坐著聽講，一直到了終場，真是令人稱奇。
講座結束後，還是有人認出了這個步履蹣跚、老態龍鍾的老太太，居然是赫赫有名的聶元梓。有人爭著與她合影，也有人詢問她的近況。所以，連“烏有之鄉”書店陳列的那麼多圖書都沒來得及看，就匆匆走到樓下。此時，天已昏黑，寒風瑟瑟。在等出租車的空間，一個中年男子走過去沖著我們大聲說：“聶元梓同志，你們當年搞的***半途而廢，太不成功了，不然的話，就不會出現今天的資本主義復辟局面了！”
面對這樣的敏感話題，聶元梓喃喃地自言自語：“我們當時不都是聽***的話，才幹革命嘛，咋知道會有今天這樣的結果啊？”
二、
2009年一年，對出獄已25年的聶元梓來說，心境複雜，有高興事也有煩心事。
高興的事是社會媒體又開始注意她了。南方一個頗有些名氣、寫過《袁庚傳》的傳記文學女作家，採訪了她幾次，說要為她出一本傳記。這年暑天的時候，有關單位找到了她，說要錄製影像資料，為歷史留下註腳，影像留存，文字版權歸個人。每天上午車來接送，到錄影棚自我講述，整整錄製了38天。而聶元梓自己對五年前在香港所出版的那本40多萬字的《聶元梓回憶錄》則很不滿意，“那時候剛出獄不久寫的，手邊沒有資料，全憑個人記憶，加上錯字很多，圖文不符，不好！”儘管如此，坊間還是出現過多種盜版書。“有三種盜版，一本比一本盜得好，證明這書還是有市場有影響啊！”老太太不無得意地說。近幾年，她把這本回憶錄改了又改，但也不知道哪家出版社能再重新出版。
更讓人意料不到的是，不但有很多對文革感興趣的研究者拿著這本回憶錄找到了她，還有許許多多早已相忘於江湖的舊友、甚至包括以前曾激烈反對過她的人，也都相繼聯繫上了。新老朋友聚在一起，述往憶舊，過去的瘡疤被一層層揭開，歷史的真相逐漸浮現。於是，一些重大事件的來龍去脈也越來越清晰了。
煩心的事，就是在國內頗有影響的《炎黃春秋》2009年第1期上，刊載了署名牛輝林的一篇文章《夜半抄家記》，作者講述了文革中作為與聶元梓一起呼風喚雨的“紅衛兵戰將”，是如何受聶元梓的指使，去查抄她丈夫吳溉之家的陳年往事。這篇文章一發表，不少媒體便轉載，也成為不少人津津樂道的熱門話題——妻子居然抄了丈夫的家。這篇文章對聶元梓的刺激很大，一年來像噩夢一樣纏繞著她。
“簡直是胡說八道，造謠污衊，無恥誹謗！”老太太一直在重複著這句話，“他（牛輝林）不也是造反派嘛，一個混世魔王，哪有資格撇清自己、往別人身上潑屎，搞人身攻擊！”老太太按捺不住，寫下了9條批駁意見，5月份就給了《炎黃春秋》雜誌社，內中還有一封措辭激烈的附信，大意是“媒體應該公平公正，你們能登牛輝林的文章，也應該刊登我辯誣的文章，我將保留對對貴刊訴諸法律的權利”云云。其間，她甚至準備聯繫張思之大律師，想請他為自己代理這一訴訟。
半年多過去了，《炎黃春秋》未見刊載，聶元梓也曾多次詢問過。一次，電話打到了責任編輯楊繼繩的那裏，聶元梓陳述了個人意見，責問對方為什麼偏聽偏信，不能秉公處置？結果楊繼繩也發火了，回敬了一句：“你這還是文革那一套遺風啊！”接著把電話掛了。事後，聶元梓來電話告知此事，說：“楊繼繩的脾氣可真大啊！”她也許不知道，楊繼繩如果沒有那麼大的脾氣，也不會有他自己那麼厚重的《墓碑》一書問世了。
不過，事隔一年之後，到了2010年，第1期的《炎黃春秋》到底還是刊載了聶元梓的《我對<夜半抄家記>的意見》一文，9條意見，盡在其中。老太太說，憋了一年的氣，這才順了點。她說，這封信最重要的是第9條，是一條對歷史的辯誣，證明“全國第一張大字報與康生的老婆曹軼歐並無關聯。沒有曹軼歐或者沒有我聶元梓，那六位同志同樣會寫這樣的大字報的，也同樣會被毛主席批示廣播的。因為這是由毛主席親自發動和親自領導無產階級***運動的思想目的而決定的。”
虎年春節到了，聶元梓說她給《炎黃春秋》編輯部寄去了一封信，對能予以她這個特殊的政治人物網開一面，讓她說話，表示感謝。這也是40多年來，聶元梓第一次以個人的名字在國內媒體上刊登文章。
韓三洲
一、
2009年12月26日，週六，寒意料峭。中午，聶元梓老人打來電話，說今天是***的116歲冥誕，有人約她下午到“烏有之鄉網站”去聽講座，問我能不能和她一起去？
我問她，知道“烏有之鄉”是個什麼性質的網站嗎？那是一個很有名氣的左派網站，也就是毛派的網站，這個網站還在呼籲要把***的誕辰日作為中國的“聖誕節”呢。
她說不知道，眼下閉目塞聽，也不會上網，更不懂現在的左右之分，只是想去看看聽聽，到那裏不說話就是了。
我說，不管你說不說話，只要人去了，就等於表明了你的立場，會被人家當作招牌利用的。
但老人還是執意想去聽聽，還要我陪她一起去。推辭不過，就頂著寒風連同一個廣播學院的退休幹部一起打車來到位於海淀蘇州街的附近的“烏有之鄉”，等攙扶老人上樓後才發現，“烏有之鄉”的講堂裏早已經擠滿了人，而且是年輕人居多。主持人在前排給聶元梓找了座位坐下後，等拿出相機，剛給老太太怕一張照片留作紀念，就被人禁止了，說是這地方不能拍照。
下午兩點，講座開始，由前北大副校長梁柱主講《***思想的當代價值》，來回答“右派醜類們對偉大領袖的攻擊與污衊，因為他們對***的詆毀已經超出了當年的蔣介石！”在幾近兩個半小時的講演中，主講人慷慨激昂，抑揚頓挫；滿屋子聽眾***洋溢，掌聲不斷。本來擔心年近九旬的聶元梓會支撐不住，沒想到她居然穩穩地坐著聽講，一直到了終場，真是令人稱奇。
講座結束後，還是有人認出了這個步履蹣跚、老態龍鍾的老太太，居然是赫赫有名的聶元梓。有人爭著與她合影，也有人詢問她的近況。所以，連“烏有之鄉”書店陳列的那麼多圖書都沒來得及看，就匆匆走到樓下。此時，天已昏黑，寒風瑟瑟。在等出租車的空間，一個中年男子走過去沖著我們大聲說：“聶元梓同志，你們當年搞的***半途而廢，太不成功了，不然的話，就不會出現今天的資本主義復辟局面了！”
面對這樣的敏感話題，聶元梓喃喃地自言自語：“我們當時不都是聽***的話，才幹革命嘛，咋知道會有今天這樣的結果啊？”
二、
2009年一年，對出獄已25年的聶元梓來說，心境複雜，有高興事也有煩心事。
高興的事是社會媒體又開始注意她了。南方一個頗有些名氣、寫過《袁庚傳》的傳記文學女作家，採訪了她幾次，說要為她出一本傳記。這年暑天的時候，有關單位找到了她，說要錄製影像資料，為歷史留下註腳，影像留存，文字版權歸個人。每天上午車來接送，到錄影棚自我講述，整整錄製了38天。而聶元梓自己對五年前在香港所出版的那本40多萬字的《聶元梓回憶錄》則很不滿意，“那時候剛出獄不久寫的，手邊沒有資料，全憑個人記憶，加上錯字很多，圖文不符，不好！”儘管如此，坊間還是出現過多種盜版書。“有三種盜版，一本比一本盜得好，證明這書還是有市場有影響啊！”老太太不無得意地說。近幾年，她把這本回憶錄改了又改，但也不知道哪家出版社能再重新出版。
更讓人意料不到的是，不但有很多對文革感興趣的研究者拿著這本回憶錄找到了她，還有許許多多早已相忘於江湖的舊友、甚至包括以前曾激烈反對過她的人，也都相繼聯繫上了。新老朋友聚在一起，述往憶舊，過去的瘡疤被一層層揭開，歷史的真相逐漸浮現。於是，一些重大事件的來龍去脈也越來越清晰了。
煩心的事，就是在國內頗有影響的《炎黃春秋》2009年第1期上，刊載了署名牛輝林的一篇文章《夜半抄家記》，作者講述了文革中作為與聶元梓一起呼風喚雨的“紅衛兵戰將”，是如何受聶元梓的指使，去查抄她丈夫吳溉之家的陳年往事。這篇文章一發表，不少媒體便轉載，也成為不少人津津樂道的熱門話題——妻子居然抄了丈夫的家。這篇文章對聶元梓的刺激很大，一年來像噩夢一樣纏繞著她。
“簡直是胡說八道，造謠污衊，無恥誹謗！”老太太一直在重複著這句話，“他（牛輝林）不也是造反派嘛，一個混世魔王，哪有資格撇清自己、往別人身上潑屎，搞人身攻擊！”老太太按捺不住，寫下了9條批駁意見，5月份就給了《炎黃春秋》雜誌社，內中還有一封措辭激烈的附信，大意是“媒體應該公平公正，你們能登牛輝林的文章，也應該刊登我辯誣的文章，我將保留對對貴刊訴諸法律的權利”云云。其間，她甚至準備聯繫張思之大律師，想請他為自己代理這一訴訟。
半年多過去了，《炎黃春秋》未見刊載，聶元梓也曾多次詢問過。一次，電話打到了責任編輯楊繼繩的那裏，聶元梓陳述了個人意見，責問對方為什麼偏聽偏信，不能秉公處置？結果楊繼繩也發火了，回敬了一句：“你這還是文革那一套遺風啊！”接著把電話掛了。事後，聶元梓來電話告知此事，說：“楊繼繩的脾氣可真大啊！”她也許不知道，楊繼繩如果沒有那麼大的脾氣，也不會有他自己那麼厚重的《墓碑》一書問世了。
不過，事隔一年之後，到了2010年，第1期的《炎黃春秋》到底還是刊載了聶元梓的《我對<夜半抄家記>的意見》一文，9條意見，盡在其中。老太太說，憋了一年的氣，這才順了點。她說，這封信最重要的是第9條，是一條對歷史的辯誣，證明“全國第一張大字報與康生的老婆曹軼歐並無關聯。沒有曹軼歐或者沒有我聶元梓，那六位同志同樣會寫這樣的大字報的，也同樣會被毛主席批示廣播的。因為這是由毛主席親自發動和親自領導無產階級***運動的思想目的而決定的。”
虎年春節到了，聶元梓說她給《炎黃春秋》編輯部寄去了一封信，對能予以她這個特殊的政治人物網開一面，讓她說話，表示感謝。這也是40多年來，聶元梓第一次以個人的名字在國內媒體上刊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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